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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種旅行，方法很貧窮，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。這種旅行，西方從16世紀末傳承至今；中國卻已失落數百年。那就是Grand Tour──壯遊。培養獨自「闖」的能力，才能開創個人與國家的競爭力。
去年十一月中旬，英國《泰晤士報》以超過十萬英鎊（約合新台幣六百四十萬元）的代價，掛名贊助英國「空檔年大展」（The Gap Year Show）。
什麼是「空檔年」？它有多重要？從兩位英國王子身上，就可得知一二。
英國威廉王子在入讀大學之前的空檔年，以十個月的時間，到智利參與當地扶貧的義工服務，扛木頭、劈木柴、教英語、洗馬桶。形象欠佳的哈利王子，也曾在他的空檔年前往澳洲及非洲遊歷，期間，他在飽受愛滋病困擾的南非小國賴索托停留八週，以手提攝影機，完成一部紀錄片「被遺忘的國度」。二十歲生日當天，這部影片在英國ITV電視台播出。
傳統上，空檔年就是歐洲年輕人「轉大人」的階段，他們絕大多數是藉由出國壯遊（Grand Tour），來完成這項成年禮。
同樣是二○○六年，八月的一個下午，梳著大辮子、身披納西族七星羊皮背飾的中國雲南省麗江市副市長楊一奔，帶著她的新書《地球一奔：一個納西女人的環球之旅》，出現在上海書展。
環球第一人潘德明 徒步、騎車，七年走過八萬公里
一九九八年，楊一奔參加了「潘德明環球足跡考察尋訪團」。二十幾位文化界人士，開著四輛車，走過八萬公里，以壯志環遊世界一周。他們住在三十噸貨車改裝的宿營車上，喝不到熱水，吃不到蔬菜，一路顛簸前行。一年半下來，倒的倒，逃的逃，只剩下兩位堅持到最後。其中之一，就是楊一奔。
近幾年，中國大陸的媒體、體育界又開始重提潘德明。《地球一奔》的出版，兩代環球壯遊再度引起矚目。因為，全世界第一位以雙腳徒步、騎車，完成環球壯舉的人，就是中國的潘德明。
一九三○年，上海青年潘德明為洗雪「東亞病夫」之恥，決心環繞地球一周。過程中，他始終隨身攜帶一本四公斤重的《名人留墨集》，包括印度的甘地、泰戈爾等世界名人，都曾在其上簽名。法國總統萊伯朗（Albert Lebrun）、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接見了他，並贈金牌。七年後他剛回國，旋即爆發七七事變，這麼偉大的事蹟就此湮沒在板蕩的亂世裡。其實，青年旅行不是現代專有的活動，自古有之。當時，有一個專有名詞「壯遊」。
壯遊，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，包括三個特質：旅遊時間「長」、行程挑戰性「高」、與人文社會互動「深」、特別是經過規畫，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。壯遊不是流浪，它懷抱壯志，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。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，壯遊者不侷限於深入自然，更深入民間，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。
這名詞源自唐朝，那是一個壯遊的時代。高僧玄奘到天竺（印度）取經，就是古今中外最知名的壯遊之一；連詩聖杜甫都曾在蘇州準備好船，差點東遊到日本，他自傳性的「壯遊詩」就寫道：「東下姑蘇台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……」也因為這首詩太有名，留下「壯遊」一詞。
「中國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有很偉大的壯遊文化，真的是了不得！」年輕時代也曾在歐洲壯遊的藝術評論家蔣勳指出，唐朝詩人王維寫的詩，「回看射雕處，千里暮雲平」，那是真的在邊塞打獵的。「你看李白，他是吉爾吉斯人，可以跑這麼遠到大唐朝來。所以他們的詩，有一種豪邁，有一種氣度，它不是書房裡的詩。」
巧的是，在歐洲也有一種旅行叫「Grand Tour」，恰恰好可以譯成壯遊。
十六世紀末，英國貴族子弟流行在學業結束後，與一位家庭教師或貼身男僕，渡過英吉利海峽，到巴黎、羅馬、威尼斯、佛羅倫斯等歐陸城市進行壯遊。除了探索文化的根源，這場旅行還有個很重要的吸引力——它是一場擺脫了父母束縛又興味盎然的文化盛宴。
到了十九世紀，壯遊已經變為歐洲菁英的成年禮，針對這段壯遊時光，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「The Gap Year」（空檔年）。
如今，西方壯遊風氣仍盛，但壯遊的地區已擴展到全世界。二○○四年十月，《國家地理》子刊《旅行者》（Traveler）的二十週年紀念特刊「新壯遊」（The New Grand Tour），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紀新壯遊的方式：環遊世界八十個景點。壯遊也仍是西方國家，尤其是歐洲教育中重要的一環。根據英國教育暨訓練部的一份報告，英國目前有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介於十六到二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，正處於空檔年當中。
報告認為：「空檔年」可增加外語能力，提升個人競爭力，包括獨立精神、人際關係、解決問題的能力、自我約束力、溝通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許多人因此找到人生的方向，那是完成自我的最大動能。
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偶像切‧格瓦拉（Che Guevara），是推翻古巴親美獨裁政權的革命家。他要不是在醫學院四年級時，和一位學長騎著重機車，展開了為期九個月，穿越五個國家的萬里壯遊，日後可能只是一個歷史上沒沒無聞的小醫師。
格瓦拉父親日後出版他那本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》，在前言寫道：「他旅行，不是為了像一般遊客那樣，尋找景色怡人的地方拍照留念，而是為了在沿路的每一個拐彎處體驗民生疾苦，並探尋這些疾苦的源頭。他的旅行是一種社會考察。」
中國最偉大史家司馬遷 二十歲遍遊九省，用腳寫《史記》
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作品之一《史記》，也是在司馬遷的壯遊後完成。司馬遷是其父太史公司馬談刻意栽培的接班人。他從十歲開始讀萬卷書，父親為他延請當時大儒孔安國、董仲舒為師；二十歲那年，司馬談給他一輛馬車，指導他有目的、有計畫的到廣闊社會中實地考察，接觸壯麗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習俗，並蒐求歷史傳說與各種史料。司馬遷圓滿的完成了這次學術旅行，「讀無字之書，稟山川豪氣」，最後終於能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（見另文：司馬遷壯遊路線圖）。
要不是壯遊來到中國，廣為《華爾街日報》、《紐約時報》和《國家地理雜誌》等撰稿的Peter Hessler（何偉），可能還像大學時代一樣寫著風花雪月、童年往事。何偉從就讀牛津大學研究所開始，背著睡袋、帳棚，遊歐洲三十國。畢業後，他從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發，分水陸兩路壯遊，以六個月時間從俄國經中國到泰國，跑完半個地球。
對這個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與獨到的觀察，一九九八年，他所寫的《消失中的江城》一推出，即獲得「奇里雅馬環太平洋圖書獎」；最新旅遊文學著作《甲骨文》，也榮獲美國二○○六年「國家圖書獎」非小說類提名。
壯遊的價值，在於對於人的改變。古今中外，有太多例子是經歷壯遊而改變人生，甚至提升人類的文明。三、四百年來，西方社會的壯遊傳統，已經沉澱到社會的最底層。
中時旅遊第一個「玩家帶路」的國際專業導遊張榜奎表示，當這些原本價值觀單一的年輕人，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、行為、社會規範時，會省思：「我們的標準就是真理嗎？」
何偉認為，若是有更多美國人曾在世界各地壯遊，「了解那塊地方的歷史、文化，那麼今天就不會發動攻打伊拉克的戰爭。」他指出，有壯遊傳統的歐洲，比美國更接受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，也更有世界和平的共識。
回頭來看中國，蔣勳感慨表示，我們的文化老了，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。「我覺得中國從鄭和以後輸掉的，就是那個走出去的精神。」
根據史書，明成祖在位時（西元一四○二至一四二四年）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期之一。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徐海鵬指出，當時米倉的米，多得都發了霉；錢用不完，串錢的繩子都爛了。
然而權力鬥爭，使得明成祖長子仁宗即位後，竟以「經濟空虛」，放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，將七次出海檔案全部燒毀，還頒布「片板不得入海」、「沿海居民內移一百華里」的敕令。
「明朝實行鎖國政策後，國勢開始往下滑，民國初年到達谷底。」徐海鵬惋惜的說，中國雖然不乏壯遊的前輩，但從此探險、壯遊的精神喪失，在一九○○年前後半個世紀國力最弱時，不僅在探險的領域缺席，還成為其他國家探險的對象。「壯遊代表一個國家、民族的開創精神。缺乏這股精神，富不過三代，國家也會改朝換代。」今天的中國，已有意重溯壯遊傳統。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，中國三十六位學者、媒體、企業家，花了四十天時間，駕駛越野車隊穿越亞洲八國，抵達印度的那蘭陀。這是為了慶祝「中印友好年」，重走玄奘之路的「中國精神追尋之旅」。
「中國有意識的要恢復他的生命力。」蔣勳指出，中央電視台這幾年大量報導這些活動。「最遺憾的是台灣。當年能夠突破海禁來台的，都不是等閒之輩，我們是最有壯遊背景的。」
單騎走天涯胡榮華 花三年騎過六大洲、四十國
台灣早期確有壯遊精神。台商英語不通，卻敢拎著一個小提箱，帶著樣品全世界跑商展、拜訪客戶。留學生在松山機場揮淚告別父老，非衣錦不還鄉。
一九八○年代，台灣更出現真正的壯遊風潮。一九八四年，胡榮華以三年一個月的時間，騎著他的自行車「藍駝」穿行除了南極大陸以外的六大洲、四十國，總騎程比地球赤道一周還長。「那時台灣經濟剛起飛，社會上一股走出去的雄情壯志。」現在經常指導後進的胡榮華，是台灣近代壯遊第一人。
一九八六年，王瀚橫渡直布羅陀海峽。一九八七年，《自立晚報》舉辦「四壯士環球徒步」活動，以兩年的時間，負重徒步二十二個國家，完成環球徒步一萬五千公里的壯舉，後來出書《走出地平線》。後來，雖然還有單車環球騎士陳守忠等，但壯遊的時間和距離，都無法超越最早的胡榮華。
「救國團過去辦的活動，學生搶破頭；現在辛苦一點的像健行，名額都很難招滿，背包要用車運到下一站。」胡榮華認為，時下的年輕人確實比較嬌慣。
「我們的教育太強調『書中自有黃金屋』，不鼓勵年輕人在真實環境中超越自我。」他指出，人口結構改變也有影響。「現在每個家庭都生一、兩胎，每個都是父母的小太陽。不像以前，我們好像跟大自然生生相息。」「壯遊文化在台灣社會裡失落了。」蔣勳從儒家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的文化根底分析，華人的文化裡，貧窮的時候，是能夠闖的，可是一旦富有，就過度保護子女。「下一代失去了闖的能力，很容易腐敗掉，我覺得我們的競爭力都會失去。」
焊接技士黃進寶 兒子休學，全家騎鐵馬露營環球
也因此，雲門舞集林懷民以自己的獎金，推動藝術人的「貧窮旅行」；創辦山河探險協會的徐海鵬，以十年時間，計畫帶領年輕人重走成吉思汗與鄭和的路上與海上絲路。一九九九年至二○○二年，他們完成首部曲「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」，現在正進行他的第二部曲——使用中國木造帆船，重溯鄭和航跡。
每個人，一生中，都值得有一次壯遊，不管你有沒有錢。有錢人如全世界片酬第二高的英國影星伊旺．麥奎格（Ewan McGregor），沒錢者如台灣電焊技術士黃進寶，都是實踐者。
二○○二年七月，黃進寶和同為焊接員的妻子楊麗君，帶著建國中學三年級的大兒子黃建家、弘道國中三年級的小兒子黃琮富，暫停工作和學業，以十三個月的時間，完成「鐵馬家庭環球行」。
他們經濟不佳，但爸爸黃進寶決定效法窮和尚只靠一缽一鞋就上路的精神，不僅睡民宿、學校、帳棚，甚至在清真寺、警察局都有過夜經驗。一路上，大兒子負責英語交涉與文字記錄、小兒子負責採購補給、爸爸負責帶隊修車、媽媽負責洗衣煮飯。四人同心協力，以不甚流利的英語，克服了簽證、食宿、異文化造成的誤解等問題。
一路下來，孩子得到許多寶貴的歷練，變得成熟、自信。黃建家曾在奧地利街頭表演扯鈴，賺到第一筆賣藝錢三十歐元（約合新台幣一千二百元）；他們在伊朗差點被假警察搶，卻也在德國帕梭市（Passau），由副市長親自解說，帶全家參觀著名建築。在許多人的關懷幫助下，這個平凡的家庭竟然真的圓夢。「星際大戰首部曲」中飾演「歐比王」的伊旺是二○○五年度全球片酬收入僅次於湯姆．克魯斯的男明星，他的片酬收入折合新台幣高達十一億八千萬元。
儘管伊旺的每一秒鐘都昂貴如黃金，但二○○四年四月，當時三十三歲的他暫別繁華，與友人騎摩托車，從倫敦出發，途經比利時、烏克蘭、俄羅斯、蒙古，並向東渡海到阿拉斯加，抵達紐約，遊歷三萬二千公里。兩人一路上歷經無數驚險，入境烏克蘭後還曾被請到黑道大哥家中作客。
這些困境讓伊旺認識自己的極限：「我懂得為每一天而活，自由得像站在路邊的那一排老鷹，我感謝這片有魚子醬、石油及黃金的大地，教會我這點。」「這是我這一輩子做過最棒的一件事。」伊旺回憶。
一直歆羨十七世紀英倫人士壯遊歐洲的建築師姚仁祿，最近在他的部落格上發表一篇文章，引用默劇電影明星約翰．巴里摩（John Barrymore）的話：「人不會老去，直到，悔恨取代了夢想。（A man is not old until regrets take the place of dreams.）」
該用這句話，鼓勵自己，去壯遊。
去年十一月中旬，英國《泰晤士報》以超過十萬英鎊（約合新台幣六百四十萬元）的代價，掛名贊助英國「空檔年大展」（The Gap Year Show）。
什麼是「空檔年」？它有多重要？從兩位英國王子身上，就可得知一二。
英國威廉王子在入讀大學之前的空檔年，以十個月的時間，到智利參與當地扶貧的義工服務，扛木頭、劈木柴、教英語、洗馬桶。形象欠佳的哈利王子，也曾在他的空檔年前往澳洲及非洲遊歷，期間，他在飽受愛滋病困擾的南非小國賴索托停留八週，以手提攝影機，完成一部紀錄片「被遺忘的國度」。二十歲生日當天，這部影片在英國ITV電視台播出。
傳統上，空檔年就是歐洲年輕人「轉大人」的階段，他們絕大多數是藉由出國壯遊（Grand Tour），來完成這項成年禮。
同樣是二○○六年，八月的一個下午，梳著大辮子、身披納西族七星羊皮背飾的中國雲南省麗江市副市長楊一奔，帶著她的新書《地球一奔：一個納西女人的環球之旅》，出現在上海書展。
環球第一人潘德明 徒步、騎車，七年走過八萬公里
一九九八年，楊一奔參加了「潘德明環球足跡考察尋訪團」。二十幾位文化界人士，開著四輛車，走過八萬公里，以壯志環遊世界一周。他們住在三十噸貨車改裝的宿營車上，喝不到熱水，吃不到蔬菜，一路顛簸前行。一年半下來，倒的倒，逃的逃，只剩下兩位堅持到最後。其中之一，就是楊一奔。
近幾年，中國大陸的媒體、體育界又開始重提潘德明。《地球一奔》的出版，兩代環球壯遊再度引起矚目。因為，全世界第一位以雙腳徒步、騎車，完成環球壯舉的人，就是中國的潘德明。
一九三○年，上海青年潘德明為洗雪「東亞病夫」之恥，決心環繞地球一周。過程中，他始終隨身攜帶一本四公斤重的《名人留墨集》，包括印度的甘地、泰戈爾等世界名人，都曾在其上簽名。法國總統萊伯朗（Albert Lebrun）、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接見了他，並贈金牌。七年後他剛回國，旋即爆發七七事變，這麼偉大的事蹟就此湮沒在板蕩的亂世裡。其實，青年旅行不是現代專有的活動，自古有之。當時，有一個專有名詞「壯遊」。
壯遊，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，包括三個特質：旅遊時間「長」、行程挑戰性「高」、與人文社會互動「深」、特別是經過規畫，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。壯遊不是流浪，它懷抱壯志，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。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，壯遊者不侷限於深入自然，更深入民間，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。
這名詞源自唐朝，那是一個壯遊的時代。高僧玄奘到天竺（印度）取經，就是古今中外最知名的壯遊之一；連詩聖杜甫都曾在蘇州準備好船，差點東遊到日本，他自傳性的「壯遊詩」就寫道：「東下姑蘇台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……」也因為這首詩太有名，留下「壯遊」一詞。
「中國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有很偉大的壯遊文化，真的是了不得！」年輕時代也曾在歐洲壯遊的藝術評論家蔣勳指出，唐朝詩人王維寫的詩，「回看射雕處，千里暮雲平」，那是真的在邊塞打獵的。「你看李白，他是吉爾吉斯人，可以跑這麼遠到大唐朝來。所以他們的詩，有一種豪邁，有一種氣度，它不是書房裡的詩。」
巧的是，在歐洲也有一種旅行叫「Grand Tour」，恰恰好可以譯成壯遊。
十六世紀末，英國貴族子弟流行在學業結束後，與一位家庭教師或貼身男僕，渡過英吉利海峽，到巴黎、羅馬、威尼斯、佛羅倫斯等歐陸城市進行壯遊。除了探索文化的根源，這場旅行還有個很重要的吸引力——它是一場擺脫了父母束縛又興味盎然的文化盛宴。
到了十九世紀，壯遊已經變為歐洲菁英的成年禮，針對這段壯遊時光，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「The Gap Year」（空檔年）。
如今，西方壯遊風氣仍盛，但壯遊的地區已擴展到全世界。二○○四年十月，《國家地理》子刊《旅行者》（Traveler）的二十週年紀念特刊「新壯遊」（The New Grand Tour），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紀新壯遊的方式：環遊世界八十個景點。壯遊也仍是西方國家，尤其是歐洲教育中重要的一環。根據英國教育暨訓練部的一份報告，英國目前有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介於十六到二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，正處於空檔年當中。
報告認為：「空檔年」可增加外語能力，提升個人競爭力，包括獨立精神、人際關係、解決問題的能力、自我約束力、溝通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許多人因此找到人生的方向，那是完成自我的最大動能。
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偶像切‧格瓦拉（Che Guevara），是推翻古巴親美獨裁政權的革命家。他要不是在醫學院四年級時，和一位學長騎著重機車，展開了為期九個月，穿越五個國家的萬里壯遊，日後可能只是一個歷史上沒沒無聞的小醫師。
格瓦拉父親日後出版他那本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》，在前言寫道：「他旅行，不是為了像一般遊客那樣，尋找景色怡人的地方拍照留念，而是為了在沿路的每一個拐彎處體驗民生疾苦，並探尋這些疾苦的源頭。他的旅行是一種社會考察。」
中國最偉大史家司馬遷 二十歲遍遊九省，用腳寫《史記》
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作品之一《史記》，也是在司馬遷的壯遊後完成。司馬遷是其父太史公司馬談刻意栽培的接班人。他從十歲開始讀萬卷書，父親為他延請當時大儒孔安國、董仲舒為師；二十歲那年，司馬談給他一輛馬車，指導他有目的、有計畫的到廣闊社會中實地考察，接觸壯麗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習俗，並蒐求歷史傳說與各種史料。司馬遷圓滿的完成了這次學術旅行，「讀無字之書，稟山川豪氣」，最後終於能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（見另文：司馬遷壯遊路線圖）。
要不是壯遊來到中國，廣為《華爾街日報》、《紐約時報》和《國家地理雜誌》等撰稿的Peter Hessler（何偉），可能還像大學時代一樣寫著風花雪月、童年往事。何偉從就讀牛津大學研究所開始，背著睡袋、帳棚，遊歐洲三十國。畢業後，他從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發，分水陸兩路壯遊，以六個月時間從俄國經中國到泰國，跑完半個地球。
對這個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與獨到的觀察，一九九八年，他所寫的《消失中的江城》一推出，即獲得「奇里雅馬環太平洋圖書獎」；最新旅遊文學著作《甲骨文》，也榮獲美國二○○六年「國家圖書獎」非小說類提名。
壯遊的價值，在於對於人的改變。古今中外，有太多例子是經歷壯遊而改變人生，甚至提升人類的文明。三、四百年來，西方社會的壯遊傳統，已經沉澱到社會的最底層。
中時旅遊第一個「玩家帶路」的國際專業導遊張榜奎表示，當這些原本價值觀單一的年輕人，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、行為、社會規範時，會省思：「我們的標準就是真理嗎？」
何偉認為，若是有更多美國人曾在世界各地壯遊，「了解那塊地方的歷史、文化，那麼今天就不會發動攻打伊拉克的戰爭。」他指出，有壯遊傳統的歐洲，比美國更接受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，也更有世界和平的共識。
回頭來看中國，蔣勳感慨表示，我們的文化老了，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。「我覺得中國從鄭和以後輸掉的，就是那個走出去的精神。」
根據史書，明成祖在位時（西元一四○二至一四二四年）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期之一。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徐海鵬指出，當時米倉的米，多得都發了霉；錢用不完，串錢的繩子都爛了。
然而權力鬥爭，使得明成祖長子仁宗即位後，竟以「經濟空虛」，放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，將七次出海檔案全部燒毀，還頒布「片板不得入海」、「沿海居民內移一百華里」的敕令。
「明朝實行鎖國政策後，國勢開始往下滑，民國初年到達谷底。」徐海鵬惋惜的說，中國雖然不乏壯遊的前輩，但從此探險、壯遊的精神喪失，在一九○○年前後半個世紀國力最弱時，不僅在探險的領域缺席，還成為其他國家探險的對象。「壯遊代表一個國家、民族的開創精神。缺乏這股精神，富不過三代，國家也會改朝換代。」今天的中國，已有意重溯壯遊傳統。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，中國三十六位學者、媒體、企業家，花了四十天時間，駕駛越野車隊穿越亞洲八國，抵達印度的那蘭陀。這是為了慶祝「中印友好年」，重走玄奘之路的「中國精神追尋之旅」。
「中國有意識的要恢復他的生命力。」蔣勳指出，中央電視台這幾年大量報導這些活動。「最遺憾的是台灣。當年能夠突破海禁來台的，都不是等閒之輩，我們是最有壯遊背景的。」
單騎走天涯胡榮華 花三年騎過六大洲、四十國
台灣早期確有壯遊精神。台商英語不通，卻敢拎著一個小提箱，帶著樣品全世界跑商展、拜訪客戶。留學生在松山機場揮淚告別父老，非衣錦不還鄉。
一九八○年代，台灣更出現真正的壯遊風潮。一九八四年，胡榮華以三年一個月的時間，騎著他的自行車「藍駝」穿行除了南極大陸以外的六大洲、四十國，總騎程比地球赤道一周還長。「那時台灣經濟剛起飛，社會上一股走出去的雄情壯志。」現在經常指導後進的胡榮華，是台灣近代壯遊第一人。
一九八六年，王瀚橫渡直布羅陀海峽。一九八七年，《自立晚報》舉辦「四壯士環球徒步」活動，以兩年的時間，負重徒步二十二個國家，完成環球徒步一萬五千公里的壯舉，後來出書《走出地平線》。後來，雖然還有單車環球騎士陳守忠等，但壯遊的時間和距離，都無法超越最早的胡榮華。
「救國團過去辦的活動，學生搶破頭；現在辛苦一點的像健行，名額都很難招滿，背包要用車運到下一站。」胡榮華認為，時下的年輕人確實比較嬌慣。
「我們的教育太強調『書中自有黃金屋』，不鼓勵年輕人在真實環境中超越自我。」他指出，人口結構改變也有影響。「現在每個家庭都生一、兩胎，每個都是父母的小太陽。不像以前，我們好像跟大自然生生相息。」「壯遊文化在台灣社會裡失落了。」蔣勳從儒家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的文化根底分析，華人的文化裡，貧窮的時候，是能夠闖的，可是一旦富有，就過度保護子女。「下一代失去了闖的能力，很容易腐敗掉，我覺得我們的競爭力都會失去。」
焊接技士黃進寶 兒子休學，全家騎鐵馬露營環球
也因此，雲門舞集林懷民以自己的獎金，推動藝術人的「貧窮旅行」；創辦山河探險協會的徐海鵬，以十年時間，計畫帶領年輕人重走成吉思汗與鄭和的路上與海上絲路。一九九九年至二○○二年，他們完成首部曲「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」，現在正進行他的第二部曲——使用中國木造帆船，重溯鄭和航跡。
每個人，一生中，都值得有一次壯遊，不管你有沒有錢。有錢人如全世界片酬第二高的英國影星伊旺．麥奎格（Ewan McGregor），沒錢者如台灣電焊技術士黃進寶，都是實踐者。
二○○二年七月，黃進寶和同為焊接員的妻子楊麗君，帶著建國中學三年級的大兒子黃建家、弘道國中三年級的小兒子黃琮富，暫停工作和學業，以十三個月的時間，完成「鐵馬家庭環球行」。
他們經濟不佳，但爸爸黃進寶決定效法窮和尚只靠一缽一鞋就上路的精神，不僅睡民宿、學校、帳棚，甚至在清真寺、警察局都有過夜經驗。一路上，大兒子負責英語交涉與文字記錄、小兒子負責採購補給、爸爸負責帶隊修車、媽媽負責洗衣煮飯。四人同心協力，以不甚流利的英語，克服了簽證、食宿、異文化造成的誤解等問題。
一路下來，孩子得到許多寶貴的歷練，變得成熟、自信。黃建家曾在奧地利街頭表演扯鈴，賺到第一筆賣藝錢三十歐元（約合新台幣一千二百元）；他們在伊朗差點被假警察搶，卻也在德國帕梭市（Passau），由副市長親自解說，帶全家參觀著名建築。在許多人的關懷幫助下，這個平凡的家庭竟然真的圓夢。「星際大戰首部曲」中飾演「歐比王」的伊旺是二○○五年度全球片酬收入僅次於湯姆．克魯斯的男明星，他的片酬收入折合新台幣高達十一億八千萬元。
儘管伊旺的每一秒鐘都昂貴如黃金，但二○○四年四月，當時三十三歲的他暫別繁華，與友人騎摩托車，從倫敦出發，途經比利時、烏克蘭、俄羅斯、蒙古，並向東渡海到阿拉斯加，抵達紐約，遊歷三萬二千公里。兩人一路上歷經無數驚險，入境烏克蘭後還曾被請到黑道大哥家中作客。
這些困境讓伊旺認識自己的極限：「我懂得為每一天而活，自由得像站在路邊的那一排老鷹，我感謝這片有魚子醬、石油及黃金的大地，教會我這點。」「這是我這一輩子做過最棒的一件事。」伊旺回憶。
一直歆羨十七世紀英倫人士壯遊歐洲的建築師姚仁祿，最近在他的部落格上發表一篇文章，引用默劇電影明星約翰．巴里摩（John Barrymore）的話：「人不會老去，直到，悔恨取代了夢想。（A man is not old until regrets take the place of dreams.）」
該用這句話，鼓勵自己，去壯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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